【维城往事】大清民众值不值得拯救

我很少转载文章，这个网站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码上去，但看了这篇文章，我真的沉默了很久，思量再三，还是把它转载下来了。一方面，我想提醒那些热心张罗事儿的人：请一定保护好自己。另外，也想跟所有的朋友说：请珍惜身边张罗事儿的热心人。

一、

段光清是满清咸丰年间的一个很著名的官员。这个有“段青天”之称的能吏在江浙一带多地当过县令、知府，他讲述自己为官经历的《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滴血的故事。

1852年，浙江宁波府鄞县的两个乡，南乡、东乡民众先后暴动，冲进县城烧了县衙，还把宁波知府五花大绑，在城隍庙羞辱了一番。按照满清律例，聚众五十人以上闹事、哄堂塞署、逞凶殴官这些都是必须斩首的死罪。东乡、西乡这些个历来温顺，只知道磕头纳粮的民众，何以生了豹子胆，敢冒着这么多的死罪名目暴动呢？

起因有两个。一个是不满官府的擅自扩大食盐专卖范围，在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上搞行政垄断和利益输送。在增加百姓负担的同时，又断了很多私盐贩子的生路；另一个是纳税不平等。普通民众纳人头税需3200文，而拥有特权的乡绅、富户反而才交2200文，越穷征税越重，这中间巨大的差价，其实就是落在各级官吏口袋中心照不宣的利益。

这两项土政策其实已经实行了多年，鄞县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但也默认了很多年。只是到了咸丰年间，这潜规则越演越烈，难以聊生的大清的顺民们终于忍不住了。

二、

鄞县的百姓组织了多次请愿，南乡民众以周祥千为首，组织“请平粮价”（实际上就是减税）的活动；东乡民众以张潮青为首，组织“恢复盐界”（就是允许买卖私盐）。

但结果可想而知，作为既得利益者，宁波官府根本就不想跟这些屁民谈判，你哪有资格啊。你们好过了，我这就不好过了哇。恰好这时，浙江巡抚要来宁波督办招安海盗的事宜。这省领导来了，不能让这些不稳定因素毁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啊，宁波府干脆先下手为强，先以寻衅滋事把周祥千和张潮青给抓进大牢反省反省再说。

鄞县的乡民们听说后，组织大队人马跪在县衙前，哀求官府释放两人，但官府根本不理。 这下鄞县的乡民们怒了。当即冲入大牢劫狱，先后救出了周祥千和张潮青。群情激昂中，新仇旧恨一并爆发，乡民们顺路烧了官衙，羞辱了一番知府大人。

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三、

有“能吏”之称的段光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鄞县当县令，处置突发事件。这个县太爷本来想大事化小、息事宁人，但是他的上司们咽不下这口气，迫切想要打击一下鄞县刁民，火速派来几千人马前来扫荡。

满清正规军当时可以说已经溃烂透顶，战斗力差得离谱。虽然说也经常靠阅兵吓吓老百姓，但一动真格就屁滚尿流。不要说洋人打不过、太平天国打不过，这回居然连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乡民都打不过。清军在东乡遭遇乡民伏击，一战即溃，四散逃命，竟然被拿着锄头、棍棒的乡民们打死两百多人！其中还包括大小官员二十多人！

所以说一个官府牛不牛逼还真不是有多少打手可以说明。面对布衣之怒，牛逼终于吹不下去了。朝廷束手无策，也不敢再贸然用兵，干脆不管了。鄞县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

这下段光清这个光杆县令就麻烦了。自身难保怎么擦这个屁股呢？

四、

这个时候段光清收到了一份救命的匿名信。这份匿名信对乡民们的暴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信的大意说，事件的起因主要是因为征税的不公平，屁民们暴动，其实并不是为了改天换地，彻底扭转自己的命运，不过是为了能公平的当奴隶——就是大家交一样的税而已。你现在只要下令既往不咎，废除旧规，按照统一标准，对大户和平民一样征税，事情也就完结了。这些屁民不仅还要交钱，而且交了钱还会感激你，再无闹事的动力。

段光清立即依计照办，发布布告，把原来大户2200文、平民3200文的标准折中，一律收2600文。其实你看这个标准，对于屁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的优惠，对大户也没有增加多大的负担，对官府实际上更无损失，征税的总额几乎是一样的。另一方面，立桩划定盐界，准许私盐流通。

果不其然，得知只要交钱就能免灾的屁民立马动摇，争先恐后的前来交钱买平安。私盐贩子们也不再对抗，原来抗争官府的豪气烟消云散。

五、

乡民交钱免罪，争相投诚，一哄而散，那原来领头闹事的咋办？官府可没说过要放过所有人啊。

说来这次暴动的领袖之一，周祥千，其实是一个吃公粮的监生，典型的读书人。虽然算不上统治阶层，但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他这个身份交税，原来是按照大户的标准交的。也就是说，他跟那些暴动的乡民其实不该是一个战壕的。原来只需要交2200，现在弄得要交2600，这种短路的事情，他为什么要替别人呐喊，还要挑头去做？

另一个领袖张潮青虽然只是平民，但也是个至少还可以混下去的私盐贩子。有自己的一堆马仔，如果安安心心的按照潜规则混下去，也不是活不下去。因为无论从那个方面说，挑头和政府对抗，成功了也不过是大家得益，利益均沾；一旦失败却是要杀头。这个投入和产出是极度不成正比的。

其实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原本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只是天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热血，有见死不能不救的悲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使命。简而言之，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圣徒情怀。他们未必想青史留名，只是想无愧于心。

周祥千、张潮青无疑就是这一类悲剧性的圣徒。

六、

乡民们为了保命都主动交钱归顺官府了，作为挑头人，无处可逃，无人可保。周祥千毕竟是个书生，不愿做苟且偷生溜之大吉的事情，居然就主动到官府投案自首了。鄞县的大批看客为了看这个热闹，把县衙围了个水泄不通。就像他们后来看秋瑾被杀一样。

张潮青不愿意束手就擒，在自己的军师被官府策反的情况下，和自己的助手俞能贵准备逃之夭夭。但段光清随之就发布了悬赏令，捉拿张潮青者，八百两银子。

这下原来还是一个战壕的乡民们就不是袖手旁观了，他们争先恐后，就跟当初跟着暴动一样，数百人为了这八百两银子连夜围剿张潮青，最终把他绑送官府。俞能贵逃到奉化海边的一个小庙里躲藏，结果还是逃不过朝阳群众的眼睛，被人连夜举报，也随后就擒。

也就是说，官府最后平定这场暴动所花的代价，不过是一张布告、一个界碑，和八百两银子。起事的是乡民，平息的也是乡民。

七、

当然，不出意外，周祥千、张潮青、俞能贵三人都被斩首示众。作为曾经振臂一呼，带领乡民抗击不公的英雄，他们，也只有他们，最终付出了血祭的代价。

而那些当初信任他们、推举他们、感激他们乃至裹挟他们暴动的乡民，摇身一变，回过头继续当自己的顺民。三个人的头颅，为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他们虽然出卖了为自己请命的英雄，却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除了目睹周祥千因此发疯的妻儿时，也许会有一点点愧疚。也许，连这一点点愧疚都没有，只剩下嘲讽也说不定。

那么，拯救这些大清的愚民还有没有意义？

八、

我相信很多读到这里，凉了心的人会像某教授那样，来一段：“从今天起，做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争取不再焦虑，不再忧国忧民……”

其实，革命是一种双向的救赎。它不仅仅是救人，也是自救。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诸如周祥千这样书生，你如果让他一辈子坐在书斋中终老，面对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一切熟视无睹，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堪的折磨。唯有挺身而出，才是一种精神上的释放。他要救人，更要实践自己内心坚持的价值观。

也许某个时候这样的英雄会后悔，但煎熬之后，也许还会义无反顾的赴死。换句话说，即使站在个人的角度为这样的愚民赴死不值得，但至少，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付出。

回过头来，即便民众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愚昧，对于要矢志前行的英雄来说，也不应以此为继续奋斗的条件。因为你之所以要挺身而出，就理应由入地狱的准备，并不只是为了听喝彩，捞利益。不管是在一堆高风亮节的君子中，还是在趋炎附势的小人中，去争取、去改变本来就是使命的一个内容。唯有坚持和付出，那些争抢人血馒头的人才会越来越少。

九、

如果一定要说周祥千们留下了什么教训，那就是，当他决定义无反顾的践行理想的召唤之时，就要充分的评估前因后果。不要对队友、对手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仁慈。因为在他们起事的过程中，其实也有真正的聪明人指出了更多的选择，联合太平天国啊，扩大影响割据啊之类的，这样的选择不一定能改变结果，但是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可能。

当周祥千们决定站在朝廷的对立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了退路。仅仅胸怀一腔为民请命的热血显然是不够的，对手足够恶，民心又不足恃，空留遗憾。

虽然把周祥千们送上了断头台，但是作为对手，我们可以从段光清的记述中，看出这位满清的体制内官员依然是对周祥千这样的献祭英雄充满了敬意。站在各为其主的角度，他要下杀手；站在一个读书人的角度，他又觉得真是好汉。英雄真正的成就，是来自对手的敬意。

我们多年后回望着这样的故事，不是为了更加悲观，而是为了有所鼓舞。我相信终有一天，会有人打破这个宿命的循环。那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可能是每一个黑暗中挺身而出的勇士。

文章摘自二大爷（Twitter），这篇文章其实和维多利亚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感觉文笔和写作方式流畅，特别值得一读，于是供在我最自豪的《维城往事》系列之中。1852年是太平天国的第二年，当时洪秀全还在广西一带活动。北美这边刚刚已经发现金矿，广东沿海农民蜂拥去美国淘金。林则徐已经虎门销烟，导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第一次割让香港，同时开放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做贸易。维多利亚，那时候还是一个不足500人的毛皮集散地，没有华人过来居住。